今年1月2日是沈钧儒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沈钧儒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和律师，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一生崇尚民主、追求法治，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了毕生精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

　　一、追求进步的清末进士、投身革命的法学教育家

　　沈钧儒先生1875年1月2日出生于苏州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他自幼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先后中秀才、举人，1904年赴北京应殿试，得赐进士出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之一。1905年秋，他赴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在日学习期间，沈钧儒先生目睹了日本维新变法后国力增强，并受同期在日本的改良派人士影响，认为君主立宪制度可以振兴中国。

　　1907年，沈钧儒先生卒业回国，时值国内立宪运动兴起。为督促清廷尽快真正立宪，他与熊范舆、雷光宇等人联合百余人向清政府递呈了《民选议院请愿书》，要求召开民选议会，为君主立宪做先行准备。这是第一份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并公开在《中国新报》等报纸上发表，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成为日后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沈钧儒先生多次组织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积累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影响。1908年底，他受命筹备浙江省谘议局并于1909年当选为副议长。任职期间，他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案》，维护国家领土不受外国人侵占，当时有记者称赞沈钧儒先生是议员中为数不多的“立言得体要，最为明白事理者”。他还和陈叔通一起，申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立法专学校，任代理校长兼宪法讲师。在立宪运动中，沈钧儒先生结交了各方面人士，逐渐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促使他的政治思想从立宪转向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性的革命浪潮。沈钧儒先生在杭州为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做了政治方面的筹备工作。起义爆发时，他亲手降下浙江省谘议局悬挂的龙旗，与马叙伦等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辛亥革命后，沈钧儒先生加入了统一共和党与中国同盟会，参与筹备了民宪党，希冀通过发展政党来建立民主共和的议会政治。在倒袁活动、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选等政治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奔走呼号的身影。军阀混战下民国政治一片混乱，沈钧儒先生所追求和期待的民主法治之路愈加艰难。随着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沈钧儒先生开始广泛阅读和研究相关著作，为日后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沈钧儒先生被任命为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临时政府诞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省政府代理主席由共产党员宣中华担任，沈钧儒先生在工作中与其“交换意见，密切协商合作，至为融洽”，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志向。此时国民党反共活动已很明显，内部斗争激烈，沈钧儒先生始终立场分明，坚定地支持国共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国民党暴力解散浙江省临时政府。4月14日，沈钧儒先生因被判定为亲共分子也被拘捕，蒋介石本欲将其枪决，后顾虑其社会声望，最终予以释放。

　　二、英勇无畏的爱国民主人士、奔走救国的政治活动家

　　沈钧儒先生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是执业律师。他多次秘密支持革命事业，遇有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人士必奔走营救。1929年12月，沈钧儒先生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积极募捐并营救白色恐怖严重时期的被捕人士。在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时，他尽其所能保护进步力量，聘任的教师多为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他参加了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了共产国际联络人牛兰夫妇，共产党员陈赓、罗登贤等人。沈钧儒先生对冤狱或无力负担讼费者常做义务辩护，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豪强而享誉律师界。1934年，他当选为全国律师协会常务执监委员，要求国民党政府制定“冤狱赔偿法”，实行冤狱赔偿制度，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力争维护人权与司法公正。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沈钧儒先生在上海律师公会名义下，通过经济委员会等基金团体援助十九路军，支持抗日；组织学校师生拯救伤兵，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作为慰劳十九路军的物品收捐所。1935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学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全民抗日救国新高潮。受此影响，1936年1月28日，在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沈钧儒先生等抗日救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散会后，这位已经61岁的老人，同与会人员一起步行至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前祭奠，并带领大家庄严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5月31日，沈钧儒先生同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等人号召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任组织部长。9月18日，毛泽东致信沈钧儒等人，对他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表达“无限的敬意”并表示愿意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7月，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办事处并委派胡愈之联系救国会，沈钧儒先生从此正式与中国共产党有了组织上的联系。他带领救国会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免遭迫害。

　　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不满。沈钧儒先生受到诸多打压与威胁，但他毫不屈服，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他曾表示：“要参加（救国会）就要准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秘密非法拘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这一“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了人们的极大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将沈钧儒先生等人无罪释放。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爱国运动危害民国”的论调，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界知名人士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给国民党当局以强大的政治压力。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羁押，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三、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联合各方人士团结抗日，1939年11月，沈钧儒先生与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黄炎培、梁漱溟等一些党派负责人及张澜等社会贤达人士“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于是年3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先生原为创议人之一，但因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恐遭国民党反对，民主政团同盟让他暂缓参加。沈钧儒先生顾全大局，仍积极支持民主政团同盟从事的民主运动。1942年，沈钧儒先生率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成为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之一。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先生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民盟的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里，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他的救国理念和政治实践也日益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6年1月，沈钧儒先生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但国民党政府很快制造了一系列破坏和平民主的暴力事件，沈钧儒先生极度愤慨，公开演说以谴责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沈钧儒先生也由重庆回到上海，参加民盟总部的领导工作，并与黄炎培、梁漱溟等代表民盟斡旋国共和谈。国民党一方面进行“和谈”，一方面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后又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关闭和谈大门，“改组”政府以维护独裁统治。沈钧儒先生坚决反对国民党公然推翻政协决议的行径，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国民党改组政府是继续内战，出卖民族利益，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

　　民盟坚决维护政协决议，表明“绝不参加政府”，招致国民党当局忌恨。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民盟总部于11月6日被迫解散，无法公开进行政治活动。沈钧儒先生表示：“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内地不能公开搞，就到香港去搞。我已下定决心，非走不可，万不得已时，就是剃掉胡子也要走。”同张澜等秘商后，沈钧儒先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抵达香港，酝酿恢复民盟总部，继续展开民主斗争。

　　到港后，沈钧儒先生多次参加民盟在港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否认国民党解散民盟的合法性，提出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他与章伯钧被推举为召集人，着手筹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1948年1月，沈钧儒先生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沈钧儒在会议中指出，“民盟在国共两党之间不能保持中立了，中间道路也行不通”，要“与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他在闭幕会上强调，对于民盟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各参会人员应该不畏权威，将其宣传到各地去。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它抛弃了“中间路线”，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为民盟之后参加新政协、参与新政权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主持民盟盟务的沈钧儒，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阐释。5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与其他民主党派领袖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号召；同时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5月8日，沈钧儒先生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的“目前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表示，中共的这一号召是和平的、民主的，明确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对其建设性主张的认可与支持。

　　1948年9月，沈钧儒先生作为第一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由香港秘密启程抵达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沈钧儒先生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在筹备会开幕典礼上，他代表民盟发言时表示：“我们一定要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拟定出一套完全合于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组织大纲的草案来，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他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的起草工作。他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制定人民宪法、实现民主政治的夙愿。

　　1949年10月1日，沈钧儒先生被任命为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任期间，沈钧儒先生倾力建设和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审判制度，大力推动健全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强化审判工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为新中国人民法院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还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颁布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在“五四宪法”正式通过后，沈钧儒先生无限感慨地说：“我从前清以来就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看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激动地表示，“我是一个人民的法律工作者，我要继续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来竭尽全力地保卫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而认真、积极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先生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2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与世长辞，已是耄耋之年的沈钧儒先生被推举为代理主席。次年2月，沈钧儒先生正式当选民盟中央主席，任主席直至逝世。他领导民盟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听党话，跟党走”，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教导大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虚心向工农学习”，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带领民盟在参加国家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沈钧儒先生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运动，从毅然放弃封建仕途、主张君主立宪，到投身革命运动、接受三民主义，最终向共产党靠拢、信奉马克思主义，他始终为救国救民倾尽全力，为民主法治不懈奋斗，鞠躬尽瘁。自五四运动始，沈钧儒先生便开始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在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他自始至终都做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无比信赖、忠贞不移。他曾分别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逝世前的1962年三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请求，虽然出于统战工作需要未被组织准许，但在1963年元旦招待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在祝酒词中特别提到，“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这是对沈钧儒先生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奋斗一生的最好诠释。

　　我们纪念沈钧儒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无畏、勇于斗争的精神风范，学习他崇尚民主、追求法治、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优秀品格，更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的坚定政治信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晚年的沈钧儒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更笃。1962年参加国庆庆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散会后亲自扶他同下电梯，他回家后激动地说到：“我们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既是沈钧儒先生对后辈的谆谆嘱托，也是民盟对中国共产党紧密追随、坚决拥护的生动体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民主党派成员应以沈钧儒先生等前辈先贤为楷模，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 人民日报 》（ 2025年01月0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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